1月30日出生的人很可怕，阴历的1至30日属性

1月30日出生的人很可怕

1930年3月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组织突然在《国际新闻通讯》上刊发了一则“讣告”，开篇之一句话就足够“吓死人”：

“据中国消息：中国的奠基者，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同志，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。”

这里所说的“据中国消息”，当然并不是据中国的消息，而是中国的消息，因为这纯属当时的造谣之说。当时并没有患肺结核，虽然他有严重的烟瘾，但奇怪的是，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患过肺结核，肺部始终保持健康。

话说回来，既然没患肺结核，所谓“逝世”又是从何处造谣的呢？事实上，当时确实生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，只不过他得的不是猜测的肺结核，而是另一种致死率极高的病——疟疾。

之所以会出现此谣言，是因为全程是“躲”起来治病的，外界很长时间得不到他的消息，便开始胡乱猜测，最终出现了所谓“逝世”的谣言。

▲雕塑《难忘那年-共和国从这里走来》

除了1929年这次患病，从1921年参加共产革命，到1945年创建新中国，还曾多次患病，其中有两次也是影响比较大的，一次是1924年末到1925年秋的神经衰弱；一次是1934年9月～10月的重症疟疾。其他时间，尤其是1936年抵达延安后，生活条件改善了，医疗条件改善了，的身体鲜少再患重病。

这篇 就简单回顾一下当年的那三场凶险的患病经历。

▲1949年9月30日，亲自执锨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定基石

一、劳累导致的神经衰弱

1920年冬，和杨开慧结为夫妻，之后两年多时间里，先后生育了两个儿子——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出生，1923年11月23日毛岸青出生，期间杨开慧和孩子基本都生活在长沙，而则奔走于湖南、江西、上海、广州等地。

转折点是在1924年，因为从这一年开始，国共开始了之一次合作，也称“大革命时期”，一直持续到1927年蒋介石大肆屠杀人为止。

在1924年1月中下旬的一大上，当选为执行委员后候补委员，期间他多次在会上发言，并在会议陷入争吵的时候，主动予以调和，很受孙中山重视。

▲1924年5月，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在孙中山寓所合影。后排左二为。

会议结束后的1月31日，被派到上海执行部工作。说是“上海执行部”，但管的不止上海，而是包括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和上海在内的多个省份，可想而知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。

也正是在上海工作的这段时期里，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任务，兼任了多个工作岗位，说得上名头的比如文书科主任、组织部部长秘书（直接兼任了组织部部长），期间还顺带组织过一次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。

除了内工作，原本的内职务也并未停止，担任着局的一个秘书，直接在陈独秀手下工作；期间还帮忙张罗长沙文化书社的购书等事宜。

也许正是因为工作过于繁忙，1924年6月，杨开慧不远千里拖家带口——两个年幼的儿子和母亲一起，来到了大上海，一家人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（今威海路五八三弄）。之后，杨开慧除了要照顾生活，还承担了帮助整理材料、誊写文稿的工作。而在他来之前，这些工作都是自己完成的，非常消耗心力。

▲当年的慕尔鸣路甲秀里，如今是上海茂名路故居

当时的工作有多难做呢？后来（1923年11月13日）在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中，大概说过几句。当时他以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，领衔了同组织部秘书张廷灏、干事罗章龙、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14人，联名致信孙中山，说：上海执行部的经费自八月起即未能照发，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，一切事务几乎停滞，要求派员解决。

从这封信中，可以看出，当时承担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，甚至是生活压力。

于是在种种不可抗力的因素作用之下，1924年12月，因工作过于劳累而病倒了。后经同意，于同年底，与杨开慧等人一起返回长沙治病，住在板仓岳母家里。

▲长沙板仓杨寓

过完春节后，在次年2月上旬，又带着杨开慧和两个儿子一起回到老家韶山，跟着他们一起回去的，还有100多斤的书籍。

之后，在韶山一共待了长达6个月的时间，期间他一边养病一边看书，一边进行社会调查，工作压力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大，但身体依然劳累，因此直到7月还是没有好透。

据记载1924年7月12日，曾在韶山汤氏宗祠组织过一次会议，从晚上九点钟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十五分，据当时同参加会议的贺尔康日记记载：

“一点又十五分钟时，会才完毕。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。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，今日又说话太多了，到此定会睡不着，月亮也出了丈多高，三人就动身走。走了两三里路时，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，疲倦的了，后就到汤家湾歇了。”

▲韶山故居

8月28日，因遭到湖南军阀赵恒锡的追捕，被迫带病连夜离开了韶山。9月初抵达广州后，也许是因为路途劳累，再次病倒了，因身体极度虚弱，被迫住进了东山医院，进行短期休养。

俗话说“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”，从1924年末开始直到1925年秋，的病症始终未曾彻底好过。这个神经衰弱最初是因简单的工作劳累而引起，最后却经过长达半年的休养，才终于慢慢好转。

不过有一点幸运的是，这个病虽然好得慢，但不影响行走，他还是可以四处搞调查，所以跟之后两次的疟疾比起来，这一次显得似乎“微不足道”。

▲电影《在1925》剧照

二、“饶丰书房”

大约在1929年7月下旬，突然患了重症疟疾，连日发高烧，出冷汗，因为当时苏区医疗条件很落后，无奈之下便暂时告别岗位，去了江西上杭县的农村休养。经过多次转移，最后来到了闽西著名的永定金丰大山，住进了一个大概只有10平方米的“小房子”里。

▲当地百姓还原了毛 住过的“饶丰书房”

说是房子，其实就是个小竹寮——竹墙、竹瓦、竹门窗，连地板也是用毛竹架空铺成的，还有竹床、竹桌、竹椅等生活用品，虽说小是小了一些，但很牢固结实，又通风防潮，非常适合短期休养的和居住。

这个地方地处深山老林，周围都是森林竹海，距离县城足足有30公里，非常地隐蔽，如果不是特意寻找，外界很难发现这里住着的一位高层领导。况且当时的公开身份，是教书先生，姓杨，名子任。

▲“饶丰书房”

在这个不足10平米的“陋室”里，过得却是有滋有味，他给这个房子取了个十分高大上的名字，叫：“饶丰书房”。（至于为什么要叫饶丰，这个没有史料可以解释。）

这个地方既是书房，也是战场指挥所，他一边休息养病，一边看书看报，一边指挥外面的战斗。

但不幸的是，他在抵达这个休养所之后不久，在疟疾没好的情况，又不幸因气候变化着了凉，上吐下泻，忽冷忽热，急得团团转，只能是暂停工作，连日卧病休养，同时广寻名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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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下旬，朱德主持了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，也通知了，并邀请他参加，不过回复，身患重症疟疾，无法赴会。但事实上，他后来还是坐着担架去参会了，大家看到他全身浮肿的样子，非常理解，同意他继续养病。

之后他一直都处于病休的状态，因永定农村缺医少药，无奈之下他又于10月上旬被警卫员用担架抬回了上杭县城，住在风景秀丽的临江楼。

当时上杭县委听说后，便立刻派人从街上西药铺请来一个西医给看病，这次真的是药到病除——医生开了金鸡纳霜丸等特效药，还交代要给病人增加营养，之后经过20多天的治疗、调养，的病终于痊愈，身上的浮肿也消失了。当时曾感慨地说：“是闽西人民的护祐，才使我过了这道鬼门关。”

10月11日正是中国传统的重阳节，大病初愈的挥笔写下一首《采桑子·重阳》：

“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。今又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。一年一度秋风劲，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，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

▲《采桑子·重阳》

然而在这期间，患病的消息从没有透露给外界，反动派于是便趁机造谣“匪徒已死”，还言之凿凿地说病因是长期患肺结核。

消息传到莫斯科后，共产国际对“病故”的消息信以为真，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《国际新闻通讯》上误发了一份 “讣告”，即开头所述。当然事后证明，这就是一个“乌龙”。

总之，这次病情虽然来得惊险，但在的细心照顾、警卫员的誓死保护、上杭医生的“巧手”之下，熬过了这场致死率高达1%的疾病（建国前）。从后来保存下来的图片看，当时身材是非常消瘦的，可能也是和屡次患病有关。

▲1929年（右二）在闽西唯一的照片

三、长征前再患疟疾

1934年9月中下旬，再次患上重症疟疾，并且这次病症来得更加迅猛危险，连续高烧到达了40度，感到自己实在抵抗不住疟疾的侵袭了，又想到敌人的大举进攻和博古、李德等人的妄自尊大，不禁咬牙垂泪道：“天亡我也！”

不过好在，当时的条件已经不是三四年前了，经过几年的建设，苏区已经有了基本的医疗设施和资源，药品虽不全，但以当时的地位来说，并不是太难。

张闻天听说患恶性疟疾后，连忙派出著名的红色医生傅连璋，一对一专门治疗的疟疾，因此病情很快被遏制住了。

病情刚刚控制住，又忍不住开始了看报，傅连璋曾劝他先休息，回“局势很紧张，休息是做不到的。”

▲傅连璋

1934年底，疟疾基本治好；1935年初，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治好了，连心理上的病也治好了，因为在遵义会议上，终于重回了岗位，长期受压迫的局面得到逆转，这让大病初愈后的他，心情更加舒畅，于遵义会议后写下了著名的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。

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。霜晨月，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。 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

▲遵义会议旧址

四、人均寿命的飞跃

总结早年的三次患病，可以发现印证了一句话叫“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”。尤其是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，疟疾往往意味着鬼门关，熬不过去就是死亡。

如果用当今医学知识解释，疟疾是由疟原虫寄生于人体引起的一种传染病，主要表现为周期性规律发作的全身发冷、发热、多汗，病情严重的还会出现昏迷休克，以及肝、肾功能衰竭，危及生命。

▲周恩来长征途中也曾患恶性恶疾，情况甚至比那时更危险，后来是被傅连璋“抢救”回来的。

这个病在现在是很小的一个病，但在当时算得上是绝症，据记载在建国以前，每年有多达3000万人患疟疾，其中有30万人不幸死亡，致死率高达1%。

除了疟疾，当时中国人还面临着许多让人听之失色的恐怖绝症：肺结核、新生儿破伤风、脊髓灰质炎（俗称小儿麻痹症）、天花等等，患病是那时候的常态，中国当时人口四亿，但人均寿命只有不到40岁。

▲早年的天花疫苗宣传画

所以可想而知当1929年秋患恶性疟疾的时候，在地处偏僻农村又缺医少药的情况下，形势是非常危险的。因此，在短期内得不到的公开消息，便大肆造谣，介于当时中国国情，这种假新闻看起来也有几分真。

好在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逐步建立了完善的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也从1949年的35岁，到1957年的57岁，到1981年的68岁，再到2022 年的77岁。

人均预期寿命节节攀升，见证了中国人从饥寒交迫到物质丰富，从缺医少药到病有可医的“华丽转身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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